柴世荣当时40多岁,而胡真一只有17岁
柴世荣是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胡真一却只是一名小战士日本人悬赏6万大洋缉拿柴世荣的人头,胡真一对这一切全然知晓。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通缉,柴世荣留了一脸大胡须。见胡真一不同意,柴世荣的反应却让胡真一出乎意料。印记三
新中国颁发的光荣纪念证
1953年3月6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为柴世荣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这张证书引出了这对东北抗联伉俪在战争中的传奇故事。7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儿子王辽宁娓娓讲述,把父母当年的经历带回眼前。
柴世荣
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农民家庭,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战斗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两省东部地区,为抗日救国身经百战。1941年,柴世荣奉调进入苏联。次年冬,被周保中任命为八十八旅第四步兵营营长。1942年被远东军谍报部门的人带走审查,从此杳无音信。
胡真一
胡真一,沈阳人,1920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凤城市。1937年,年仅17岁的她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在教导团、妇女团、机械团工作,并与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柴世荣结为伉俪。1941年,随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境内。1980年任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9月13日去世。
“母亲说,父亲离开我们身边的时候,我才出生2天,从此父亲杳无音信。这些年跟着母亲,经历过战争的惊惶,我无比向往安定的生活。没有他们这些革命军人,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东北抗日联军伉俪柴世荣和胡真一的二儿子王辽宁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王辽宁现居重庆,是一名普通的铁路退休职工。2008年,母亲去世后,他每次看到父母的旧照,就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母亲的遗愿,找到父亲的坟冢,带回一捧黄土,让二老合葬。
王辽宁出生仅两天后,柴世荣就离开了他们一家。对于父亲,王辽宁只能凭着几张旧照、母亲和她的战友口中的故事,在脑海中勾勒出“英雄父亲”的印象。
奋起抗战
作战时总冲锋在前多次沉重打击日军
柴世荣1894年出生于山东胶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号召周围群众组成抗日队伍,奋起抗日。后又加入王德林的救国军,任职救国军第四旅旅长。柴世荣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他手操双枪,英勇善战,作战时总是冲锋在前。
1932年6月开始,柴世荣参加了周保中指挥的一系列共产党人的抗日战斗。周保中曾多次赞许地说:“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父亲的部队当时驻扎在东北,由于极其恶劣的天气,部队弹尽粮绝。战士们踩过的脚印很容易暴露行踪,因为特殊的地形和气候造成的死伤很大。”王辽宁听母亲和她的老战友常常谈起在东北抗日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经周保中介绍,柴世荣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五军时,他被提升为副军长。
入党后,在柴世荣的带领下,第五军在以宁安为中心区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屡次取得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柴世荣在战斗中曾七次负伤,但他从不在意。每次负伤后,他总是风趣地说:“又让野猪耙了一下,没啥!”一次,他腿部受伤,行动不便,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从未离开过部队。
革命姻缘
大胡子军长一句话打动小战士胡真一
胡真一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凤城一农户家中,16岁那年,丹东沦陷,胡真一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12月,胡真一调入大兴安岭的游击根据地被服厂工作。1938年初,柴世荣到大兴安岭的抗日后方检查,来到胡真一所在的被服厂。在机器班,看着胡真一忙来忙去,他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胆泼辣的女兵。“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组织上来跟我说。”胡真一的回忆中充满了柔情,“我当时就回绝了,一是他年龄大,二是官位高,我觉得自己攀不上。”
柴世荣当时40多岁,而胡真一只有17岁
柴世荣是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胡真一却只是一名小战士日本人悬赏6万大洋缉拿柴世荣的人头,胡真一对这一切全然知晓。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通缉,柴世荣留了一脸大胡须。见胡真一不同意,柴世荣的反应却让胡真一出乎意料,他说:“你是不是不愿意我留胡子呀,我就把胡子剃了。”柴世荣的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胡真一,婚事就此答应下来。1938年5月,经过组织的批准,18岁的胡真一和44岁的柴世荣结婚了。
胡真一说过,别看柴世荣人高马大,其实性情很温柔。“一次,他把我形容成小鸟,说关起来怕伤害了我,可拿在手里又怕伤到。”胡真一说,尽管她和柴世荣只在一起生活了不到6年的时间,但她无法忘记他高高大大的样子,以及生活中他点点滴滴的温柔。
战略转移
东北抗联进苏联 获第88旅苏军番号
1939年,虽然抗日战争在全国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在东北对抗日联军的“讨伐”却更为残酷和疯狂,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柴世荣的部队也在六七年的战争中兵乏马困。
此时,东北抗联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抗联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保存力量,越界过江,到苏联远东地区野营整训”。转过年刚刚开春,苏联方面讨论决定,同意东北抗联转移。1940年10月,柴世荣申请领兵进入苏联,1941年,经党中央与苏联协商,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撤到苏联境内,并在苏联伯力组成东北抗联教导旅。
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周保中任旅长,柴世荣任四营营长。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
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并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
在此期间,柴世荣和季青率领第五队紧锣密鼓地在苏联进行军政训练和休养,时刻为返回东北作准备。“除了养伤,军人每天还要做跳伞、射击、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滑雪等特种训练。听母亲说,训练任务非常重,每天训练的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王辽宁回忆。三年的整训将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当时抗联部队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一个野营地里,分为南营北营。虽然抗联军队没有正面参与到苏联卫国战争中去,但正是由于中国部队坐镇苏联,100万日本关东军不敢贸然侵犯,苏联军方才能将原本驻守在东部的军队调到西欧战场上,全力以赴对抗德国法西斯。”王辽宁说。
后勤保障
军长夫人缝棉被 起苏联名“勇敢”
进入苏联后,88旅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供应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
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这些食品在一开始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惊。
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王辽宁说,88旅进入苏联后,在营地里又办了一个被服厂,保证自给自足之外,还帮助苏联人民做一些棉被、棉衣。胡真一到达苏联野营后,还起了个苏联名字“热尼亚”,意思是“勇敢”。
“我的孩子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我母亲亲手做的,她说过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在被服厂练的手艺,弹棉花裁衣裳,要求手劲又快又准,才能保证战士们有衣服穿。”王辽宁听母亲胡真一说,在苏联休养的几年间,虽然作为军长夫人,胡真一也同所有军人家属一起,参加劳动。
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苏联是我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热血和友情,我一直眷恋着我曾经战斗过的那片土地。”胡真一说:“在东北抗日联军在国内最艰苦抗战期间,我们部队用的武器、子弹很多都是苏联援助的。鞋子是苏联援助的胶鞋,都是男人尺码,妇女们就用乌拉草搓成团,塞进大鞋子,照样跑得飞快”。
“父母当时在苏联都换上了苏联军人的军装,生活上也随着苏联人开始穿裙子、吃黑面包、说俄语。”王辽宁说。
不幸突临
被远东军防谍部带走 柴世荣下落不明
柴世荣从1932年到1942年间一直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1942年间,曾任抗联教导旅第四营营长。然而,最后却被远东军谍报部门的人带走了。
胡真一记得,1942年6月,柴世荣从中国东北抗日战场回到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联密营,远东军防谍部于8月上旬突然将柴世荣带走,据说将他送到了远东苏联的集体农庄进行所谓的“转职”,从此下落不明。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88旅杀回东北。胡真一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随中国抗联及苏联红军回到了祖国的东北,抗击日本关东军。
88旅派出的先遣队员为部队的顺利进军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苏联空军在他们的帮助下,准确轰炸了日军几乎所有的军事目标,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东北防线顷刻瓦解。这几百名先遣队员,绝大多数在侦察任务中牺牲,生还者寥寥无几。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给88旅发去致敬电:“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所进行的侦察、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终生遗憾
胡真一病逝前致信俄方 望找回亲人遗骨
柴世荣的离世,给胡真一留下了终生未了的遗憾。儿子王辽宁至今提起此事也是唏嘘不已。
王辽宁听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父亲在被拘捕后,抑郁病死
一种是被苏联“红卫兵”杀害。但是,他更愿意相信父亲作为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战死沙场。1953年3月6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为柴世荣签发了烈士证书。证书上写道:“柴世荣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柴世荣的战友王一知、朱光、王效明、季青、韩光于1982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联名撰文,高度评价他是“无畏的民族英雄,我党的忠诚战士”。
1995年,俄罗斯颁发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授奖名单中包括72名88旅中国老战士。2005年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纪念章颁发给了30个抗联战士,其中就有当年尚在人世的胡真一,胡真一也是当时重庆唯一一名获此殊荣的88旅中国老战士。
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的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当时专程到重庆,为胡真一颁发“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以表彰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无私的表现。
2008年初,胡真一写信给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信件中写道:“我晚年就一个心愿,能够在有生之年,把亲人的遗骨找回来,这样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我两眼望穿,殷切地期盼着亲人魂归故里的那一天。如果找到将军遗骨,我将不惜抱病弱之躯,前去迎奉。”同年9月13日,胡真一病逝。
至今,王辽宁一家仍未收到关于柴世荣的信息。
后辈经历
幼年随母颠沛流离 40年再没离开过重庆
“战乱的生活和现在的安逸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受战争的影响,我无比向往安定的生活。”王辽宁从1岁多起,就随着胡真一的部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下生活。
当时胡真一所在部队的任务是接管前方部队攻打下来的城市,接管后建设城市,但是又不能长期待在一个城市。“通常都是部队先走,留下警卫员照顾我们这些军人的孩子。当时我家有两个警卫员照顾我和哥哥,跟着部队我们去过宜宾、泸州、自贡等等五六个城市。有些城市待半年,有些城市待一两年。”
6岁,王辽宁随部队到了重庆,开始在巴蜀小学上一年级,“那时候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深造,隔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一天。我年纪小,老是见不到大人,感到很孤独。每天都想见到母亲,好不容易盼到母亲回来,以为把她的鞋藏起来,她就走不了了。可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鞋还在,母亲却又走了。”王辽宁免不了号啕大哭,可是身边只剩下警卫员。王辽宁和警卫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小时候生活起居几乎都是警卫员照顾。
王辽宁上初一的时候,哥哥已经上了高中,那时候哥哥得到一些父亲的消息,就独自北上东北寻找父亲的踪迹。“从此我们的生活就分开了,他定居大连,我跟着母亲留在重庆。”
高中毕业以后,王辽宁参加了上山下乡,返城后重庆市铁路局接管了他们这批知青。王辽宁在重庆市铁路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年,再也没有离开过铁路局,没有离开过重庆。
“我就是希望能够安定,在一个地方能留下就感觉很不错了。我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药剂师,都留在我和老伴身边。我们不想再离开重庆,也坚决不去日本。是这个国家让我的家庭支离破碎,我的舅舅也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受母亲影响,我们都很痛恨日本人挑起的战争。”王辽宁愤慨地说。
王辽宁继承了胡真一做事果断的精神,从不拖泥带水,执行力非常强。
胡真一的老朋友曾经从苏联营地带回来一罐黄土,由于苏联肃反期间伤亡较为惨重,已经无法辨认出柴世荣的墓地。但是胡真一的遗愿也算是完成了。2008年胡真一去世后,这罐黄土和胡真一的骨灰一起被葬在重庆市龙山公墓的墓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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