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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来源:讲历史2015-09-02 08:00:25责编:桂婷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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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可以说,“四·一二”政变给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带来的最大转折,就是帮会由原先的秘密状态走向公开化。既然公开化了,帮会分子当然也得讲究公开的身份。好在这并不难,他们有的是钱,用敛到的干不净的钱,投资工商企业。在这条道上,帮会中的大亨、闻人左右逢源,政局动荡,社会不靖,给了他们机会。
杜月笙等大亨、闻人进入企业界,有些资本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选择他们做保护伞。据1934年杜月笙的恒社理事会印发的《恒社社员录》记载,这年来自商界的社员有一百二十人,占总共二百二十三名社员的百分之五十四。
黄金荣与杜月笙有所不同,黄金荣的资金多投入了娱乐业,如经营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后来囿于身体和其他方面原因,黄金荣将这些娱乐实体分别租给张善琨、范恒德、金廷荪经营。
此时,对于杜月笙在花钱上的另一番现象也应该一提,那就是赈灾。如1931年国内遭受水灾,已踏进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进入“慈善家”行列的杜月笙,也是身体力行,他的行为确实是具有号召力的。当时杜月笙每行善事,报纸上总会出现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大幅广告。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杜月笙的恒社是在陆京士(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的。社址最初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因租价昂贵迁至马浪路39号。据朱学范回忆,这个社名是章士钊起的,取意于“如月之恒”,以称颂杜月笙。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中说,恒社之名系陈群所起(陈那时正在替杜办正始中学),取之于“自强不息如日月之有恒”。恒社的社徽呈圆形,中间一口铜钟,钟外壁正中为一新月。朱学范说:“钟表示为发声之源,‘声’字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关于社徽,郭兰馨说:“周围十九颗星,绕成花边,中间一个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颗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数,标志着众星拱月。”
恒社的组织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设有常务理事、常务候补理事。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批准,在法租界注册登记。1933年2月25日恒社举行开幕典礼,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场祝贺。当时恒社设定的入社门槛颇高,社章规定,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所谓审查,就是审查申请者是否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恒社社员录》中,有三星铁厂经理张子廉,警务人员,上海市社会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还有律师,军界中人。工界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学界中有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党务中人除了陆京士,还有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委冯宪成,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澍。
接纳这些人,杜月笙借以自重。杜月笙对这些人的控制欲也很强。恒社仍不乏帮会组织的色彩。如入社者得投帖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行拜师礼。先用红帖子写明自己祖宗三代,再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然后由介绍人和本人签名,在约定日期备齐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对应的“入社礼”,往杜家行礼。杜月笙后来尽管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
郭兰馨将恒社成员归为三种类型:“(一)初期的小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赌徒之类,为数不多。(二)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他们在租界里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进了杜门就有了保障,这类人人数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畅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势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这类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当时的上海滩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损人利己,张牙舞爪,还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想吃别人,但也担心吊胆防着被人吃掉。这许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钻门路,杜月笙既经成为此时此地最响亮的吃得开的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具备靠山条件的对象了。”
恒社有《恒社月刊》,该刊记载,1936年10月31日,为庆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在黄家花园举办活动仪式前,恒社为“表示吾同人拥戴领袖爱护国家之意”,经第十一次理事会和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将此前6月29日晚起该社平剧组在新光大戏院演剧的筹款,所得票款扣除应需开销外净余2026.30元,于7月21日悉数解送中国航空协会,“捐作购机(为蒋介石)祝寿之用”。
继恒社而起的是张仁奎的仁社,社名取自他名字中的仁。关于张仁奎,前文已有所交代,张仁奎于北伐军到达南通时辞职,1928年10月,由黄金荣、高士奎、曹幼珊等人迎至上海居住。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遭绑票案,当时曾哄动上海。
事情起因于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商定租借一块地皮,准备建房,且已向地政局备了案,办好了手续。偏偏这时候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方面交涉。鉴于张啸林的为人不正,静安寺方面情愿以低价租给朱成章。张啸林遂与朱成章商量,也遭到朱成章拒绝。
此后不久的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与护士邓小姐及女儿乘车外出,车刚开到弄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陌生人,边开枪,边让停车。朱成章因此被绑架,并且被子弹击中小腹。人于当晚赎回,即被送往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终以伤重不治而死。
据国货银行庶务周子斌说,那天他到杨树浦路底去赎朱成章时,朱躺卧在田塍内,已气息奄奄。与何人接洽,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数目多少,他没有点过。银行界因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由交通银行钱新之请出了张仁奎,把张供养在海格路范园,以示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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