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炸弹案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 地点不在银锭桥

导读：掌故学家津津乐道的“银锭桥案”，即指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汪精卫、黄复生、喻纪云等革命党人潜入北京，谋炸监国摄政王载沣而被破获一事。张江裁邀齐白石、李雨林绘“银锭桥话往图”，“遍征题咏，为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实”，正是为他重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做宣传。因此，要表彰作为“政治史迹”的银锭桥，须从庚戌炸弹案说起。
1942年《古今》月刊第五期上登出一则《银锭桥话往图记》，作者张江裁(字次溪)记述此事原委称：
旧京地安门外，夙多潭沼，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色，银锭桥尤为第一绝胜处。桥东西皆水，在三座桥北，以形得名。南眺宫阙，北望梵刹，西山千万峰，远体毕现。宋牧仲诗所谓“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者是也。
沿着后海北岸往东走，到水面最窄、像个葫芦腰的地方，便是银锭桥。说是桥，一不留心就走过去了。桥头往左拐，是烟袋斜街;往右拐，便上桥。桥不高，几乎和两头的街面平行;只有丈把宽，不过两丈长。银锭桥之“绝胜处”，并非桥本身，而在这一特殊位置提供的视野。站在桥头上往西北眺望，后海的水面越来越宽，也愈发苍茫，在天水极处，浮现着一痕西山的影子。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云，“过银锭桥之观音庵，立地一望而大惊”，“西接西山，层层弯弯，晓青暮紫，近如可攀”。
然而银锭桥之有名，如掌故学家徐一士所云，“非徒尝以‘银锭观山’厕八景”，“足为雅流怀旧之资而已”。其所以反复出现在清末民初直至1940年代的掌故文章中，非凭借波光山影，而是因为银锭桥作为“政治史迹”的重要性。
掌故学家津津乐道的“银锭桥案”，即指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汪精卫、黄复生、喻纪云等革命党人潜入北京，谋炸监国摄政王载沣而被破获一事。张江裁邀齐白石、李雨林绘“银锭桥话往图”，“遍征题咏，为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实”，正是为他重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做宣传。因此，要表彰作为“政治史迹”的银锭桥，须从庚戌炸弹案说起。

年轻时的汪精卫
银锭桥
一、 庚戌炸弹案起因
庚戌(1910年)前后，革命前景不容乐观，“丁未(1907年)党人败北于镇南关，戊申(1908年)河口之役又被挫”。在武装起义频频失败的阴影下，孙中山一系遭到同属同盟会的光复会派，即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之责难。汪精卫北上前，留书孙中山云：
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弥缝，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所谓“事实之进行”，除靠海外募捐支持的各地武装起义外，最易耸人听闻者莫过于“直接激烈之暗杀行动”。汪精卫执意投身暗杀行动，虽自称“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然同盟会内部之“溃裂”，党人间的互相猜忌，无疑是促其决意北上行刺的原因之一。
除了党内分歧，党外如康梁一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讥讽汪精卫等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谓革命党首领“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1905年以后革命党人面临的更大危机，则是全国上下兴起的预备立宪运动。据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十九日汪精卫致胡汉民书，仅以广东而论，官界、绅界、商界、学界孜孜然“以选举咨议局绅为唯一之大典”，“彼伪立宪之剧团，日演于舞台以炫人之观听，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令国人愈信立宪以弭革命之风潮”。
值此内外交困之际，汪精卫以为革命党人之活动范围不能限于海外，革命之手段亦不能囿于论战、演说、募捐等“远距离”的运动模式。其主张海外运动与深入内地直接激烈之行动“相须而行，废一不可”，“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于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
二、“以身为薪”之烈士情结
汪精卫临行前，啮指为血书致胡汉民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薪”、“釜”之喻，出自汪氏《革命之决心》一文：
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热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镕，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
汪精卫以为，革命之决心，发端于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扩充各自的“恻隐之心”，则能破除富贵、贫贱、威武乃至好名之诱惑。因此“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有之”。
在汪精卫看来，由仁心而生的勇气，乃经深思熟虑的“义理之勇”，而非一时“血气之勇”。所谓“义理之勇”的两种表现，一曰“不畏死”，二曰“不惮烦”。以身为釜，即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以身为薪，即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汪精卫以为革命之事，条理万端，人当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择其一而致力焉。革命党人中，“以身为釜”，有“恒德”之代表为孙中山;“以身为薪”，有“烈德”之代表，为惠州起义时因谋炸两广总督而牺牲之史坚如。
汪精卫投身暗杀行动，虽是着眼于革命效果之最大化，其论“革命之决心”，却是纯粹的动机论——用心(即动机)是否纯粹决定道德之高下——深受王阳明“良知说”的影响。汪氏文中三次援引王阳明之言，如其答聂文蔚书曰：“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此语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清季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之阻，执意北上行刺一事，亦可从他抗战时期的选择及自我解释中窥见动机论的影子。庚戌炸弹案败露后，汪精卫被捕入狱，其携带的衣物书籍清单中竟有阳明学三本，可佐证王学对他的影响。《革命之决心》刊于1910年2月《民报》第26期，署名“守约”，据称汪精卫“庚戌蒙难入狱时藏于衣襟中者”，故此文可视作汪氏事先预备之自供状。